能治愈白癜风的医院文化的边际效用递减
前些时候，偶尔“发现”了两出有意思的电影:一是小江导演的《梦影童年》，背景是“文革”时代的中国；另一出是韩片《生死结局》，背景是威权时代的韩国。看这两部片子，多少就像是看中、韩版的《天堂电影院》。我对《天堂电影院》是有着特别偏爱的，这种偏爱，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所表现的对电影的怀旧感。那其实并不是一个电影的流金岁月，相反，那是天主教神父手握道德剪刀的年代，是所有的“色”都要“戒”掉的年代，是所有的吻戏都要被删节的年代，但那个年代中的人们，却是何等地热爱电影啊。坦率说，我并不真正爱看节奏迟缓的老片，我并不怀念旧时代的电影，只是怀念旧时代那种对电影的狂热而已。不论现在的电影票房如何不断刷新，但在这个电视、DVD、视频无所不在的影像年代，前电视时代那种对电影的激情，终究是渺不可寻了。对电影如此，对书也是如此。过去看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近时读沈展云的《灰皮书，黄皮书》，都深有感于那一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对书的迷狂，对知识的崇拜，对诗歌和思想的无限执着。激情源于禁忌，源于秘密。诗歌和思想最闪亮的日子，恰恰是在那个文化被禁锢的红色中世纪；正是在那种*治癫狂、文化匮乏的神权语境中，诗歌才成为唯一的文学乌托邦，思想才成为最后的知识自留地，占据着集体心灵的中心地位。而到了我们这个世纪，泛*治化已逐渐转向泛商业化，诗歌和思想不再被禁锢了———但也因此被遗忘了，诗歌已被流行歌曲取代，思想已被专业学术取代。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北岛在《时间的玫瑰》里说:“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的无动于衷而恼火。”我不会像北岛那样，庆幸那个“高压和匮乏”的时代，可也不免艳羡那种“偷尝禁果的狂喜”———那个“高压和匮乏”的时代才会有的知识激情。拥有的越多，拥有的也就不那么美好了；得到的越容易，得到的也就不那么珍贵了。文化的外在限制越趋于消失，文化的内在冲动也越趋于消减。借用经济学的定律，这可谓文化上的边际效用递减:文化生产的数量越是递增，文化生产的效用就越是递减；我们对知识和审美的消费越是变得日常化，我们对知识和审美的欲望就越是显得平淡化。十九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戈森，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之一，在其名著《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中已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至饱和。……如果我们重复以前已满足过的享受，享受量也会发生类似的递减；在重复满足享受的过程中，不仅会发生类似的递减，而且初始感到的享受量也会变得更小，重复享受时感到其为享受的时间更短，饱和感觉则出现得更早。享受重复进行得越快，初始感到的享受量则越少，感到是享受的持续时间也就越短。”阿玛蒂亚森的《不平等之再考察》也说到:“更多的自由必然减少愉悦，甚至可能减少满足感。”一句话，享受越来越多，满足就越来越难。对于形而下的饮食男女是如此，对于形而上的文化艺术，何曾不是如此？过去，我们由于知识欲或审美欲的难以满足而痛苦；现在，我们则由于知识欲或审美欲的太易满足而厌倦。关于痛苦与厌倦，叔本华早有深刻的理解:“痛苦和厌倦是幸福的两大劲敌。甚至可以说，我们有幸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其中之一，但另一对头则无法摆脱，人生多少有些游移于这两者之间。……困境和贫穷使人痛苦，但处境太好又令人厌倦。”但他认为精神财富足以填补奢华生活的空虚，“精神愈富有，便愈能免于厌倦”，则未免不够彻底。说到底，过于丰富的精神生活，跟过于丰富的物质生活一样，也是无法避免厌倦感的。在奥威尔、哈耶克、雷蒙阿隆已司空见惯的时候，对“灰皮书”的热情也就不可复现了；在卡拉OK、MP3无处不在的时候，对“朦胧诗”的热情也就不可复现了；在武打片、武侠剧充斥大小荧屏的时候，对港版金庸小说的热情也就不可复现了；在色情影碟和色情站泛滥的时候，对《龙虎豹》杂志或咸湿录像带的热情也就不可复现了。我们无法同时拥有欲望的满足和感觉的饥渴。欲望越是容易满足，它也就越是难以满足，这是欲望的悖论。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但巨石注定要从山顶滚下，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推着巨石上山———我们注定无法永远高踞于欲望之巅。这是人生的遗憾，但我想，人生正应该留有这样的遗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