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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年9月美国国会以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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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永兴岛航拍图在美国*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组织，也被误解为“*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治正确”了。最近，在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外长王毅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治信号是，美国当*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美国当前的共和*与民主*，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 ，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马戛尔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贡品”的讽刺画。（COURTESYOFTHELEWISWALPOLELIBRARY,YALEUNIVERSITY）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02中篇美国如何选择敌人：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二十多年前的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一般而言，共和*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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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为什么美国出手没有分寸感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12.7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美国两*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策选项。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美国国防部并于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双方高度不信任条件下要防止陷入两国直接战争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