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让您告别白癜风秀健康何振梁:五环之路的耕耘者
中国论文
何振梁，1929年12月2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祖籍浙江上虞，体育外交家、新中国体育先行者、新中国体育历史的见证者之一。曾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众多与体育相关的重要职务。他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且两次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
2015年1月4日下午，这位伟大的体育外交家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5岁。
心痛的失败
申办奥运，是一场只有冠军的竞赛，所有其他竞争者不论你的成绩有多好，连一枚银牌或铜牌的安慰也没有，它就是这样的残酷。
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城。作为北京申奥常务副主席的何振梁，一大早就服下了预防心脏病发作的药，并另备了一份药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镇定地检查了带去申办会场的文件，尤其是那份最重要的陈述报告，然后乘车向会场驶去。所有的陈述结束后，无记名投票开始了。
这次申办过程中，何振梁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特殊身份，频繁地与各国奥委会委员接触，超负荷地运转着。在3个年头里，他多次出访，累计飞行路程超过64.6万公里。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作战，三天之内竟两次迈出国门，这对于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何振梁来说，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都已是超负荷运转了。在宣布结果前，他的夫人梁丽娟怕他犯病，让他带上防止心脏发病的药。
令人心痛的是，这次申办结果是悉尼以两票的优势获得主办权。所有人都记得那个酸楚的场面：当萨马兰奇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是悉尼而不是北京时，何振梁迈着沉重的步履，挤出一丝笑容，第一个走上前与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握手祝贺。何振梁的心里在流血，但他没有流泪，中国人赢得起也输得起。
当晚，何振梁和夫人梁丽娟从会场返回饭店后，许多朋友打来向他们表示慰问。何振梁总是压抑着伤感镇静地交谈。夜深了，又一次响起铃声，是在北京的女儿打来的：“爸爸，我看了电视，您别太难过了，要保重身体，我爱你们。”何振梁放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
何振梁的儿子何阳回忆说：“1993年以前，我从来没看到父亲哭过，即使是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蒙特卡洛城申奥失败后，父亲是过了两天随专机回来的，家人事先收拾了屋子，做了一桌饭菜，在家里等着。回到家，大家都努力表现着内心的平静，于是这平静就变得很奇怪，变得小心翼翼，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谁也不提申奥的话题。饭桌上的气氛有点压抑，大家东拉西扯，父亲偶尔答两句。那段时间说话特别的少，整天沉默着。父亲的自制力很强，虽然心里难受，可也没听他唉声叹气，表面上看跟平常没两样，只是话少了些。 ”
申奥成功
第二次申奥，何振梁总结第一次的教训，提出了申办时要注意的问题并举了例子：1990年亚运会期间，刚刚参加完在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98次全会（投票决定第26届夏季奥运会在亚特兰大举行）的近60名委员，受中国邀请来北京观摩第11届亚运会。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申办奥运会的考虑，但对这批掌握申办城市命运的委员，并未有意识地开展工作。
由于国际奥委会规定不能邀请国际奥会委员到申办城市访问，为让委员们更多地了解北京，投北京一票，何振梁穿梭于各国委员之间，为北京击鼓呐喊。在表决前的半年时间内，在北京奥申委很难见到他的身影。从2001年2月以来的5个多月里，何振梁有69天都在国外或飞机上，出访11次，走了20多个国家与地区。北京申奥研究工作，更少不了请他参与。何振梁是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20多万字的《申办报告》的英法文审定者之一。为了使北京的申办报告更为出色，他以自己精通英、法语言的优势字斟句酌。申办报告完成了，他却因过度劳累住进了医院。
2001年 7月13日，担任陈述司仪的何振梁以动情的辞句、漂亮的法语、优雅的风度为北京申奥陈述画上了一个精彩圆满的句号，赢得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由衷的掌声。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庄严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最后归属是“北京”时，年过七旬的何振梁先生流泪了，“北京”二字虽然短暂，但凝聚了多少代、多少人的梦想与脚踏实地的努力，那一刻整个中国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某个特定的事情上，你会被历史推到主要的位置上。当事情过去，你应该懂得离开这个中心位置，退到舞台的边缘，甚至离开舞台。”申奥成功后，何振梁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野。
申奥背后
何振梁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履行*府体育官员的职责，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又要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考虑。可以想见，二者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满意，同时误解与隔膜也不可避免。连何振梁自己也不讳言，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府，都会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
何振梁的工作，是在东西方文化间做沟通，而且更多的层面上，需要引导中国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中国与国际接轨，无疑是一项比修建两条铁路更艰难的任务。对于每一个中国*府的相关人员而言，这难度不仅存在于技术上，也存在于内心情感上。
体育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何振梁的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罗宏涛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李志坚在他的那篇见报文章中也说道：“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中体产业的部门经理王奇回忆了一个细节：某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一位高官携夫人出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走上前来，首先与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应该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长的神色显带尴尬。
与绝大多数官员的难以接近不同，何振梁是以国际奥委会的价值理念面对媒体，他是一个很受中国欢迎的人物。他总是尽量配合的工作，并给予充分的尊重。王奇也曾是资深体育媒体人，他说自己认识何振梁20多年，对其充满敬意。在他眼中，这位长者与人交往，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范儿”。而采访国家体育总局的其他高官，则难比登天。
媒体这些年给了何振梁很多荣誉，这让其他一些认为自己也做了大量工作的官员们自然会觉得“不公平”。何振梁说，他尽量低调行事，避免给人以抢风头的印象。但特殊的国情和体制，还是让他的“国际范儿”时常遭遇尴尬。早在中国第一次申奥前后，另一位前国家体委的实权人物也对何振梁多有不满，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单单没有与何振梁握手。
2009年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披露内幕，直指何振梁“不听招呼，自作主张”，在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中支持金云龙而不是罗格，称此举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袁伟民书中的指责，何振梁回应：历史是由事实来写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2008年6月，在香港出版后又经国内节选的何振梁的《艰辛的辉煌――我的申奥日记》中对于袁伟民质疑的事件都有记述，也明确了联署提名金云龙与“支持”的区别，他也提及自己事先与好友罗格的充分沟通。整个经过并不存在背叛和阴谋。
何振梁说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20多年，“不听招呼”的时候也有，但都是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比如讨论北京奥运会设项的时候，何振梁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既定思路在为武术争取空间，这时有关领导又传话过来，要求也要为女子垒球争取一下。何振梁觉得无法同时为中国去争两项利益，便没有听从总局的指示。还有，总局方面在申奥的时候想成为主导者，何振梁则认为，北京市才应该是申奥的主体。还有一次“不听招呼”，是确定北京奥运会女子沙滩排球比赛地点。在申办报告中，沙滩排球计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何振梁无法想象，如此庄严肃穆的地点怎么能进行沙滩排球比赛，他一再予以反对。该方案最终被评估委员会以安全和交通的名义否决。
何振梁与袁伟民的不睦，体育圈早有传闻。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在打向一位在任领导申述时，领导安慰何振梁：“你又受委屈了。”所谓“又”受委屈，事出有因。两年前，前国家体育总局*组书记李志坚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称，“由于宣传走偏”，造成了“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名实不符，所指显然是何振梁。
在中国，作为*府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与作为社会组织的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挂着不同的牌子，事实上在人员和工作上多有重叠。行*力量、国家意志与民间组织的交织，注定了何振梁难以得到他所期望的内心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