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小农主导的非洲经济体相对应的是，南部非洲和肯尼亚的本土农村人口融入殖民地发展的步调十分不一致。在同一个国家乃至同一个行政区内，占有土地的面积以及更为重要的栽培方法都大相径庭。
一个极端是真正的农村中产阶级，而另一个极端的阶层则完全依赖于受雇劳动，以至于就算其成员拥有一小部分土地，他们也会被贴上无产者的标签。造成这种情况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第一，由于欧洲人占用和各种自然禀赋导致的土地稀缺；第二，通过犁地耕作在扩大的土地上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
富裕和贫困人口在这一区域的所有农村地区都有分布，但财富的差别并不总是反映在农业中。在被称为南部非洲农村社会穷困保留地的模型中，不存在非洲人进行有效生产的可能性。在土地分配更为宽松“慷慨”的非洲农业区域，多数人口的依附地位是重要少数群体欣欣向荣的直接条件。
穷困保留地模型反映的特征在20世纪40年代的南非、大部分南罗得西亚和小部分北罗得西亚都能见到。在一些例子中，划分给非洲人的土地还算比较肥沃（如南非的西斯凯和特兰斯凯地区），但经过一个阶段的繁荣和脆弱的稳定局面后，保留地很快就变得过度拥挤了。
其他的土地－如罗得西亚的贝林圭地区-肥力有限，从低水平的自给自足逐步变得过度拥挤。其最终的影响是对外出务工的现金收入依赖性增强，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当地农场劳工尤其是犁地所需劳动力的流失。从低工资中省下的收入又投入了牲畜，在个体层面上这是最安全可行的财富储存方法，而且这也是支付彩礼的工具。
然而，整体而言，在土地短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南部非洲的畜群很容易造成过度放牧，然后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牲畜本身也营养不足，不能提供可供商用的牛肉或奶制品。尽管在受限制的保留地内存在着经济不平等，但这并不是农业上的成功导致的。南非和罗得西亚政府禁止这些地区的土地兼并，为了保持现有的群落结构，坚持要求这些耕地由传统酋长来分配。
其结果是酋长本身或其他与白人政府（在近期南非则是班图斯坦政府）有直接联系的掌权者或雇佣劳动者构成了当地精英阶层。保留地农业体系因此把移民政权和官僚热带殖民地最坏的经济特点结合了起来：前者的缺点是农业种植资源不足，后者的缺点是农村精英中企业家精神不足。但在南部和中部非洲的历史进程中，在一些时期以及一些地区，移民对农村的渗透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非洲农村企业家阶层。
持不同观点的各类学者将其称为“进步”“现代”或资本主义农民。这些种植者身上的关键特点在于他们把新技术和新财产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结合了起来。他们投资新型设备和土地改良，他们在扩大化的土地上寻求个别业权，他们雇佣的长期性工薪劳工并不是他们亲属，不是社区劳动互助组合成员，也不是商业化农场的所有者。犁耕是这种变革的必要但并非充分条件。
在坦噶尼喀和赞比亚的部分地区，当地人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或生产社会组织的情况下采用了犁地法。在所有社区或农田周边有大型非洲人群居住的区域，农户农田能够以相似（有时甚至更高）的效率生产出犁种作物。对于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了新型农民以及这样一个新阶层会如何影响非洲经济其他部门的解释与结构因素和市场核算都有关系。
非洲农村资本主义出现的必要条件包括非洲社区组织的瓦解（通常是外部力量和移民入侵共同导致）、土地可获得性、欧洲统治集团中的保护性力量因素以及非农就业中形成资本的机会。19世纪中叶到末期的南非是这种发展的经典例子，虽然这种发展最终也中断了。
在这期间东开普、纳塔尔和内陆高地草原的班图语族群面临着两项危机：祖鲁人的姆卡尼运动与白人移民边界的加速推进。从自己熟悉的家庭和社会流离失所的大多数非洲人都在政治上依附于欧洲人的同时，努力重建过去自己熟知的农业社会。然而其他人抓住了这一跨入新地区、传统规定崩塌的新机会，开始模仿欧洲式的农业，尤其是通过犁的使用，让男性劳动力和牲畜应用于农业。
这一变革应用最广泛的典范是芬果人他们是由来自纳塔尔的数千恩古尼难民在开普和特兰斯凯形成的种族群体。在故土，他们以传教士的保护人而闻名；在纳塔尔，小规模且更为碎片化的流离失所群体在无数的农村传教站周边扎下根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非洲裔基督教徒社会群体，在传教站的庇护下，芬果族人和基督教徒开始了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征程。
但转型并不简单，它需要长期的雇佣劳动来获取足够的资本，还要从事一些牛车运输的次要工作－这在南非发展的这一阶段十分有利可图，因为南非的贸易、农业和矿业中心比较分散，且缺乏内陆的河道、铁路以及公路运输，因此牛车运输很重要。事实证明，农村中产阶级在面对南非白人政府的攻击和保留地的人满为患时比小农要脆弱得多，但农村中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中扮演的潜在角色可以和下文即将讨论的白人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相提并论。
在南罗得西亚，非洲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崛起没有那么戏剧性，并且其在种族隔离土地体系中也是边缘化的。尽管20世纪30年代欧洲移民成功地把一部分数量较小却重要的土地自由保有者从指定的白人居住地赶了出去，但政府和传教力量同时也合作设立了一个鼓励在保留地中开展“进步”农业的计划。
这个项目的两个支柱是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来传授新的耕地方法以及在保留地边界的土著可购买土地区域重新确立有资质的本地土地保有者的地位。大多数研究者强调了这些项目的低成效，原因是被授权履行这些项目的机构资源不足、保留地内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过度拥挤和酋长想要继续维持对土地的控制而导致的困难，以及许多土著购买区域土地的低质量。
尽管如此，还是有少量的成功者，他们是在保留地和土著可购买土地区域接受过正式培训的现代种植者，这一群体与该区域其他地方的欧洲和非洲农村资本主义模式相得益彰。此外，20世纪60年代划分土著可购买土地区域的请求量增长，加上与白人罗得西亚政权游击战的战时和战后产生的希望空间，非洲农村都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这显示了资本主义农场主在未来的津巴布韦经济中可能成为一支主要力量。
肯尼亚是非洲中产阶级从农业中崛起最有名的一个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见第九章）来分析后殖民时期这一中产阶级存在带来的一些后果。在这里，欧洲移民对非洲农村社会的破坏比起南非或者南罗得西亚的骇人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被挪用成为“白人高地”的土地很快就住满了放牧人口，尤其是马赛族人。
然而移民随之突然强行打入了肯尼亚主要农业群体（基库尤人）的扩张和土地共享进程，继而迫使他们接受了欧洲式的农村财产所有权机制。此外，欧洲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影响了肯尼亚中央（基库尤省）和西部诸省的所有部门，这些省份是肯尼亚这个人员分散国家的主要人口聚居地。
一些更为成功的农场主利用他们累积的资本和影响力在获取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扩大化种植所需要的犁和其他农具。许多贫穷的农民，或是那些并没有能很快认识到从畜牧转向耕地价值的农民，甚至没有可供自给自足的足够耕地，继而便更加依赖于低水平的雇佣劳动，包括在他们更为幸运的邻居拥有的农场劳作。
结语
对于肯尼亚的非洲裔精英而言，务农从不是一项排他的事业，它总是与持续的雇佣劳动（尤其是当妻子们可以留在家里照管农村企业）以及相关活动的投资结合在一起，诸如交通、农村贸易以及农产品加工，但农场也总是这一精英群体寻求并发展的主要财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