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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聊的两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和伊拉克，通过两个国家的过往经历，进一步理解国家的民主转型。
政体的局限性
印度在年脱离英国独立之后，选择了民主制度。可70多年过去了，民主是稳固了但治理绩效却差强人意。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和印度的人均GDP是差不多的，30多年之后中国是印度的4.8倍。
同学们都看过印度人坐火车的照片吧？每次出行都是在参与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型杂技表演，和我们的高铁相比那真是天上的地下。
过去很长时间因为缺乏下水道系统和抽水马桶，大部分印度人都是露天上厕所，这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疾病传播。直到过去几年，印度政府发起了一场厕所革命，才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印度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政府能力的低下。
除了落后还有腐败，在最新的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印度在个国家中排名第85，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成绩相当糟糕了。
面对印度这么多的问题，很多人会疑问，这个已经民主化70多年的国家，民主怎么不管用呢？
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是人们对民主确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国家只要民主化了，经济就能发展、政治就能清廉，公共服务就能提升，但其实并非如此。
民主的核心功能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肆意妄为的问题，也就是把权力给关进笼子。
质问民主为什么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就相当于是在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了，猴子还没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固然这样一来猴子是更安全了，但不会因为老虎进了笼子，树上就结出更多的香蕉啊。
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我们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
比方说，一个学校让学生们自己决定食堂提供什么食品，这当然很民主。但如果学生们最终的决定是每天都吃薯条炸鸡，结果所有人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那民主当然不管用了。
我们要强调政体的有限性，因为很多人在解释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时候，倾向于过分的夸大政体的作用。有时候迷信民主，似乎只要民主，一切迎刃而解；有时候迷信威权，似乎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就手到擒来。
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有的国家不管用什么政体都不行，比如说过去几十年的阿富汗，极权、神权、君权、美式民主和苏式威权都尝了个遍，没一个管用。
再次强调，民主只是一种决策程序，不是决策本身，结果取决于我们向里面里输入什么样的原材料。
而印度的问题，就是这个原材料出了毛病：一个是经济政策，另一个是社会文化。
经济政策很简单，我们也都很熟悉了，计划经济嘛。当年包括我们和印度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于是纷纷借鉴它的经济模式。
我们年改革开放，但是印度一直坚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阵营倒台，才改弦更张。相比于我们晚了12年，而从人均GDP来看，印度和我们的差距刚好也就是12年。
在改革开放以后，印度也就跟我们一样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过去有几年，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略微超过我们。按照这个发展形势，全面脱贫也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印度经济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印度人开始往民主这个程序输入不同策略的时候，它产出的结果显然不同了。
表亲的专治
相比于经济政策，印度更加棘手的是社会问题。这里用到一个学术名词“表亲的专制”。
讲个故事，话说年的一天，是一位印度新郎官大婚的日子，他来到新娘的村子口，换上一匹高头大马准备去接亲。刚走没几步，就被十来个壮汉拦住，愤怒地让他从马上滚下来。原因是新郎官是达利特人，在印度种姓制度中是不配骑马的。为此双方起了冲突，新郎不得不报警，最后在警察的保护下，婚礼才得以安全进行。
这可是发生在年，竟然还在为能不能骑马而争论不休。类似的故事在印度社会司空见惯。在印度教中，人被分为四大种姓，再往下就是被视为贱民的达利特人，或者叫不可接触者。
他们被规定只能做最肮脏，最玷污灵魂的工作，像是挑粪、屠宰、搬尸之类的。在印度，种姓制度内嵌于宗教，所以非常的顽固，难以打破。话说有一位新德里大学的教授去喝茶，服务生问他是什么种姓，得知他是达利特人之后，服务员说：“那请你喝完之后自己把杯子洗干净。”你看，即便身为教授又怎么样，在高种姓的人看来你依然是不可接触者。
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到达利特人，印度种姓制是一条漫长复杂，甚至堪称精致的鄙视链，它就是所谓的“表亲的专制”。
我们平常使用“专制”这个词往往都是说政府专制，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而表亲的专制，压迫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来自你的老板、长辈、老师甚至是自己的家长和丈夫。这是一种来自全方位的社会压迫。
政府专制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专制的后盾则是社会习俗。
尽管印度从建国之初，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种姓划分，什么不可接触原则都是违法的。甚至出台了平权法案，在大学录取、政府录用的时候专门给低种姓的人一定名额。
但是从今天的印度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习俗的改变是缓慢而困难的。
当压迫来自政府的时候，民众可以抗议示威，可以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压迫来自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我们向谁去抗议呢？这便是它的可怕之处。
表亲的专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民主的失灵，因为它会让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
民主的好处在于它允许政治竞争，竞争带来优胜劣汰。谁能干，谁清廉，大家就把谁选上台，这是理性逻辑。可是认同逻辑呢？只要是我们的人，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不坏也坏。
一个政治家腐败，理性逻辑一定会让他下台，可是认同逻辑下就成了，虽然他做的是不对，但毕竟是自己人，要保住他，他的位置不能让对面的抢了去。
你看，理性逻辑一旦被认同逻辑碾压，民主的竞争机制立即失灵。我是某某种姓，我是某某党派，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最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四分五裂的身份认同，就让公民社会瓦解成了部落社会，这就是印度面临的最大困境。
不过好在，随着经济政策的转变，社会习俗也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或许自由市场经济在财富分配方面确实制造了不平等，但是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毫无疑问是一种强大的平等力量。
如果你是一个对达利特人有歧视的老板，宁愿出更多的钱也只雇佣高等种姓的人，那你的市场竞争力就会下降，你就要为自己的歧视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在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和好吃懒做的婆罗门之间，自由市场经济绝不会更加偏爱后者。
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比起法律条文可要高出太多了。从90年代印度经济政策转变到现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还在使用不可接触原则，大量的达利特人也已经成为商界和政界的精英。
尽管70多年的民主历程，印度的进步速度实在是令人失望。但是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为什么？因为它是靠试错，而不是靠强制来实现进步的，试错就是需要时间的。根本而言，它是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度大转弯。
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是快，好处与坏处都立竿见影，它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所有的力量汇聚到一个方向，这样的结果要么是大治，要么就是大乱。
在这7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也不是完全没有试过威权统治，甘地曾经就在年前后进行过一次短暂的威权实验，因为当时同时遭遇到经济和政治危机，甘地决定让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印度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禁止政治集会和强制计划生育等等之类的政策。
这次威权实验持续了21个月，就遭遇到了风起云涌的抗议。甘地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在随后的选举中他丢掉了总理职位。印度民众选择了重归民主，并以选票惩罚了不尊重规则的政治家。
人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呢？是把命运交给政府，还是留给社会？尽管表亲的专制与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而印度民众还是选择将命运交给自己，然后承受选择的代价，这条路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冒险之旅。
伊拉克应该怀念萨达姆吗？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全球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迎来了一波民主的衰退，南斯拉夫、阿富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以不同形式的转型失败给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在所有失败国家中，伊拉克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失败的集大成者。
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的时候，国际社会和伊拉克本身都曾欢欣鼓舞。伊拉克终于摆脱了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国际孤立状态。作为一个产油大国，应该可以从此过上安逸的土豪生活了。
然而，希望逐渐变成了绝望。首先是萨达姆残余势力对美军的报复性袭击；然后是伊拉克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斗争，最后是国内权力真空加上叙利亚局势的恶化，造成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
之前我们解读了一本书叫做《黑旗》，作者是美国的一位资深记者，中东问题专家。这本书拿到了新闻界的诺贝尔——年的普利策奖。它讲述的就是isis这个文明怪胎的诞生与崛起，其中就分析了美国的一系列的错判和行动是如何助长了这轮黑色太阳升起的，着重讨论了伊拉克战争。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听一下，转跳连接我也会挂在图文的最后。
过去十几年，伊拉克已经变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世界，简直打成一锅粥。从小布什宣布胜利到年，当地有30万人死于战乱，在当今和平年代，这个数字触目惊心。
正因如此，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响：“当初就不应该推翻萨达姆，伊拉克就应该由铁腕强人来统治，这么多派系斗争，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搞得定。”
似乎尽管萨达姆时期不民主，但是和平稳定，欣欣向荣。但真的是这样吗？
年，萨达姆以副总统的身份逼宫上位。正式就职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召开执政党复兴党内的一次高层会议。会上，他抽着雪茄坐在主席台上，宣读了一份党内叛国分子的名单，每念到一个名字就带走一个人，最后多人参会，被带走了68个人，其中有22个人当天就被执行了死刑。一些求生欲强的官员，当场就高呼“萨达姆万岁！”。他以这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权威。
然后他的第一个国际重大行动，就是年针对伊朗发动两伊战争。这一仗打了8年之久，过程极其惨烈，双方死亡人数超过百万，而这百万生灵的代价却什么都没换来，最后双方打成平手，又回到了起点。
在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有个举世震惊的壮举，竟然使用化学武器。让超过万伊朗人暴露于毒气之下，直到今天都还有成百上千的伊朗人在为此接受治疗。萨达姆不仅对敌人使用化学武器，对自己的国民用。年，为了镇压库尔德人起义，萨达姆用化学武器进行屠杀，人直接死于毒气，之后还有一万多人死于各种并发症。
同一年，两伊战争结束了，这边才跟伊朗签订了停战条约，转身就大举侵略科威特，10个小时就占领了人家的首都，宣布科威特成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
联合国看不下去，要求伊拉克撤军，萨达姆赖着不走，美国总统老布什组织了一个多国联盟部队冲了进去，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最后击败伊拉克迫使其撤军。
海湾战争的军事结果是美国大获全胜，但是美国总统老布什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结局却和战争结果正好相反，老布什赢了战争但输了连任选举，萨达姆输了战争还是继续当他的总统。
第二年，卸任后的老布什以平民身份访问科威特，萨达姆针对他制造了一起爆炸刺杀事件，没能成功。在此之后，老布什面对媒体坦率的说：“我不轻易恨一个人，但是我恨萨达姆，他是一个言而无信且内心残忍的人。”
年伊拉克战争打响，这次战争实质上是美国借反恐的时机，以伊拉克拒绝交出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勾结恐怖组织为由，趁机清除反美政权，控制当地石油资源的一场战争。由于是年海湾战争的延续，所以也被叫做第二次海湾战争。
美军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萨达姆政权，活捉萨达姆并在3年后把他送上了绞刑架。但是战争正式终结，那可是9年之后，奥巴马在年宣布从伊拉克撤军。
美军占领了伊拉克之后，挖地三尺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组织同流合污的证据，因此美国的所作所为也被千夫所指。
我们回顾萨达姆时代，是为了说明，当时也根本不存在现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荣。萨达姆上台之后，主动发起两场国际战争，让伊拉克人民生活深陷噩梦。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更是无法洗刷的污点。从造成的战乱死亡人数来看，萨达姆在位期间的悲惨程度远远超过他被推翻之后。
今天伊拉克的很多政治死结，像是库尔德问题、什叶派问题以及跟邻国的矛盾问题，都是在萨达姆时代就种下的因果。
至于经济，年萨达姆上台的时候，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0美元，萨达姆倒台的时候，这个数字还不到美元。而到了今天，现在伊拉克的人均GDP是美元。
由此可见，伊拉克的过去一点都不美好，人们只是因为当下的悲惨而倾向于对过去进行了美化。
民主与威权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我们想说的并不是萨达姆有多坏，而是我们既不应该觉得民主是万能药。更不应该对威权抱有浪漫的幻想。
我们一提到政治强人，想到的多半是新加坡李光耀那样的人物。他确实是政治强人的典范，充满使命感，拥有卓越的判断力，带领民众将新加坡从一个小港口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确实了不起。
而遗憾的是，我们期待的是李光耀，现实降临的却更可能是萨达姆，或者是穆加贝，一个把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送到天际线之外的领导人；或者是蒙博托，在一贫如洗的扎伊尔，他个人却聚集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还有波尔布特，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极左蓝图抹去了本国数百万的人口。
我们常常会陷于优胜者偏见，从部分成功者案例，得出一个普适性的结论。
威权体制下的治理绩效往往存在巨大方差，遇到明君，可能是大治，遇到昏君，可能就是大乱。而且遇到大乱的概率明显更高，我们回头看看古代中国，有几百位皇帝，但是文景、贞观、开元、仁宣这样的太平盛世却屈指可数。
寄希望于权威强人带来和平与发展当然也不是不可能，但这是一场输多赢少的豪赌，可能抽中李光耀，但更可能抽中的是萨达姆和穆加贝。
反观民主体制，它当然也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当代欧洲那样的繁荣富强，也可能出现印度那样的治理绩效低下。但是，当它表现不佳时，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人们做的选择出现了问题，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错误的政策。
但重要的是这个选择是民主制度做出的，那它就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往良性治理的道路，即便这个试错的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会撞很多次的南墙。
我们反观权威体制，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是要靠某位领导人的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才能达成转变。
民主的历史厚度比当下的民主程度更加的重要，因为需要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往往都是要经历了99个错误的路口，才能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对于经历了无尽失败与创伤的伊拉克，它需要的绝不是萨达姆的回归，需要的绝不是在来一个强权领袖，抽着雪茄看着手下被一个个的拉走枪决。
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年轻的人口和相对世俗化的政治传统，这些都是它的财富。现在，逊尼派知道萨达姆回不来了，什叶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独霸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梦想也搁置了，isis也日薄西山。真正的救世之法，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都能最终理解“和而不同”之道，学会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仇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总结
我们强调了政体的有限性，在解释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时候，经常有人夸大了政体的作用，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各种因素的其中之一。民主的核心功能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它并不承诺经济增长，就像权威政体也并非就能带来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完善一样。
民主只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通过它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人们向其中输入什么样的原材料。具体到印度，为什么民主70多年，还存在这么多令人诟病的问题，就是输入的原材料出现了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一个是社会习俗。
计划经济的弊端自然不用多说，印度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比我们晚了12年，而我们之间的差距就正是这12年的时间。
印度的社会问题体现为“表亲的专制”，政府的专制是自上而下的压迫，而表亲专制的压迫则来自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背后是深嵌于宗教的种姓制度。
表亲的专制会让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四分五裂的身份认同，会让民众对于社会公民的身份失去归属感与责任感，最终导致民主失灵，这是印度面临的最大困境。
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表亲专制的压迫也有所改观。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消解社会等级的平等力量。
关于伊拉克，它确实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与苦难，但是对于萨达姆的怀念肯定是有问题的。萨达姆时代并不美好，人们只是因为当下的悲惨而过分美化了过去。
民主当然不是万能灵药，但同样也不应该对权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李光耀确实是政治强人的典范，但一个李光耀的对面可能站着无数个萨达姆。寄希望于权威强人带来和平与发展，是一场输多赢少的豪赌。
民主体制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民主所体现的是民众的选择，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最终找到一条出路。而权威体制是不具备这样的制度化的纠错能力的。
对于伊拉克，它需要的不是强权领袖的回归，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最终找到一个和解之道。